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潜规则经典语录句子

这就是说,在进行官场谋划,努力摆平各种利害关系的时候,无需考虑老百姓的压力,他们根本就不能构成一个压力集团,甚至连一个舆论集团也不是,不过是一盘散沙。

在潜规则的生成过程中,当事人实际并不是两方,而是三方:交易双方再加上更高层次的正式制度代表。双方进行私下交易的时候确实是两个主体,但是,当他们隐蔽这种交易的时候,就变成以正式制度为对手的一个联盟。隐蔽本身就是一种策略,这种策略的存在,反映了更高层次的正式制度代表的存在。

这些老百姓,按照马克思的比喻,就好像是一麻袋毫无组织的土豆。而缺乏组织的土豆,一麻袋也好,一火车也好,在土豆们进行利害计算的时候,损益得失无异于一个土豆,并不像通常想象的那样是所有的土豆之和。零散的土豆无力保护自己的利益,需要高高在上的皇帝代表他们,赐予他们雨露阳光。

我猜想,古今中外的地摊和行贩行为都差不多。大店名店则另是一路。造成重大差别的不是时间、地域和民族,而是具体的商业制度。

理解中国历史和国情的关键,恰恰在于搞清楚隐蔽在漂亮文章下边的实际利害格局。没有这种格局的保障,那些规定不过表达了政府的善良愿望或者骗人唬人的企图

一个变质的政府,一个剥削性越来lizhaoxiang.com越强、服务性越来越弱的政府,自然也需要变质的官员,需要他们泯灭良心,心狠手辣,否则就要请你走人。这这种背景下,清官和恶棍的混合比率(即清官少,恶棍多)并不是偶然的巧合,而是定向选择的结果。恶政好比是一面筛子,淘汰清官,选择恶棍。

我们随地吐痰,我们不排队,我们遇到不道德的国际行径和国内行径都假装看不见。这些严重缺乏公德的行为遭到的报应还不清楚么?我们被人家看不起。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和健康环境下降,使得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他不喜欢的世界里,这就是报应。为了让自己生活得更有尊严,也更健康,更美好,究竟值得不值得约束一下随地吐痰之类的毛病呢?或者,请一些执法者来管这件事情,而每个中国人都要为他们的工作多掏一笔税金。花钱雇人强迫你,并且用侮辱惩罚的手段迫使你自己不吐痰,然后我们再掏更多的钱行贿,逃避处罚,这不是很愚蠢很可笑么?干吗不约束自己一点,非得获得如此愚蠢可笑的报应呢?造化的报应就是这样的东西,你愚蠢,它就还你一个愚蠢。你可笑,它就还你一个可笑。

据《竹叶亭杂记》记载,清代的四川有一种流行甚广的陋规,名叫“贼开花”。每当民间发生盗窃案件,州县地方官接到报案后,官吏衙役不作任何调查,先把被盗人家周围的富户指为窝赃户。既然认定嫌疑犯是官吏们的合法权力,关押嫌疑犯也是他们的合法权力,他们这么做当然没什么风险。那些被指为窝赃户的人家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就是家里无人做官,没有后台。于是官府放心大胆地把他们拘押起来敲诈勒索,每报一案,往往牵连数家,“贼开花”由此得名。那些被指为窝赃的富户,特别害怕坐牢,只能自认倒霉,拿出大把的钱来贿赂官吏,打点差役。官吏捞足了钱,才把这些富户放出来,并宣布他们没有窝赃。在术语里这叫“洗贼名”。

红包书记说的逢年过节送红包,还有利用生日送礼,在清朝的术语叫“三节两寿”。这个词通行全国。“三节”是指春节、端午和中秋,“两寿”是指官员自己和官员夫人的生日。现在领导干部出差收受的红包,在清朝叫“程仪”。请官吏办事送的红包,在清朝叫“使费”。请中央各部批准什么东西,递上去的红包叫“部费”。还有几十种名目,譬如告别送别敬,冬天送炭敬,夏天送冰敬或瓜敬,向领导的秘书跟班送门敬或跟敬等等。

按照马基雅维利的分析,这些土豆不仅能力不足,热情也不够。在晏子建立的理想秩序中获利的老百姓,只是一些无精打采的支持者。他们怕三邪二谗,也不相信理想的秩序能够推行到底。相反,三邪二谗却热情十足,利用每一个机会向晏子进攻。当然,我们也不好抱怨老百姓不够意思,说他们胆小怕事。如果把晏氏转型中的所得所失分摊到每一个老百姓的头上,在每次转变造成的新增得失中,每个人确实摊不上多少。他们犯不上为这一点东西冒险招惹政府官员。而分摊到三邪二谗的头上,每个人得失的份额都足够多,足够激发起大家高昂的热情。总之,老百姓不如三邪二谗的政治热情高昂,这是有数学计算上的根据的。双方的热情和影响力的差距如何巨大,从趋利避害的角度看,行政官员何去何从已经命中注定了。

真实的常规是:对局者双赢,老百姓买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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